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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议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6年11月27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批准《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由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1996年8月30日淮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 1996年11月27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建设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现代化城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市区、建制镇、独立工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市建成区。
第三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负责、专业人员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淮南市市容管理局是市人民政府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主管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
（二）编制、组织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事业发展规划；
（三）组织有关部门搞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四）对各地区、各部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检查，开展市容环境卫生的专项整治；
（五）依法查处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行为；
（六）对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依法收取的各项经费和支出实施监督管理。
区、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依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辖区内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
第六条 城市规划、工商、公安、交通、房地产、公用、卫生、环保、邮电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依法应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事项，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有关部门不得办理批准手续。
第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维护城市整洁、优美、文明的义务，并有权劝阻、举报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行为。在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者，由市、区人民政府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城市市容管理
第八条 城市主要道路两侧建筑物和各类设施应保持外型完好、美观、整洁，符合国家规定的市容标准。影响市容和危及安全的，产权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当及时整修、改造或拆除。
第九条 城市道路应保持平坦畅通，路面出现坑槽、痈包、积水，或城市供水、供气、排水、排污管道出现溢漏时，产权管理单位应及时修复。
第十条 改建、装修城市主要道路两侧的门面，应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批准机关在审查施工设计方案时应征得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其造型、装饰应当美观，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十一条 城市主要道路两侧的商店等单位设置的遮阳雨棚，须采取悬挂方式，并要整洁美观、安全，高度不得低于2．4米，宽度不得超过人行道。
主要道路两侧建筑物的阳台、外走廊、窗外、房顶不得堆放、吊挂或搭盖影响市容的物品和设施。
市区主要道路两侧禁止在临街墙体2米以下设置空调压缩机和排气扇。灰渣、废水以及废气排放口不准朝向道路。
第十二条 城市道路两侧可选用透景或半透景的围墙、栅栏或者绿篱、花坛（花池）、草坪等作为分界，美化城市。一般不准新建实体围墙。
第十三条 市区陈洞路、淮滨路、国庆中路、人民路、洞山中路、洞山西路、三座窑路、朝阳中路、舜耕路、淮舜中路、龙湖路、民主路、蔡新路、蔡寿东路、泥河路等十五条城市主要道路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道路禁止店外经营、占道作业、堆放物料、冲洗车辆，严格限制搭建商
亭、摆摊设点。
在前款规定的主要道路和其他城市道路设立摊点商亭必须经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因进行工程建设施工，需搭建临时建筑物或临时堆放物料的，应按《淮南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第十四条 在城市市区主要道路两侧开设早、夜市饮食摊群，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商、卫生等部门进行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设置饮食摊群要有上下水设施。摊点经营者应定点、定时经营，保持摊位整洁，并自备垃圾容器及时清运垃圾。
市容、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指定专人巡回检查，加强管理。
第十五条 城市道路两侧施工现场应当设置施工围墙。材料、机具和施工污水不得堆放、流溢场外；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出入口应当硬化路面，施工车辆车轮不得带泥行驶；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清理、平整现场。
第十六条 禁止在城市主要道路两侧的建筑物、城市雕塑、行道树、电线杆以及其他市政公用设施上张贴、刻画、悬挂杂物。
节日和庆典活动标语及装饰点缀物品采取悬挂方式。悬挂过街横幅，不得影响交通和安全，节庆活动过后应及时拆除。
第十七条 产权管理单位对城市行道树和道路两侧绿地内的树木花草应适时修剪整形、补植，并及时清扫作业现场。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城市公共绿地和损坏花草、树木和绿化设施，不得向绿地、花坛（池）泼洒污水、倾倒垃圾等废物。
第十九条 城市市区户外广告以及标语牌、橱窗、画廊、灯箱和霓虹灯等户外设施，应按照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地点设置，并保持设施的整洁、美观和安全。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必须征得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景区、市区道路重要地段两侧的建筑物、大型户外广告、橱窗、画廊应当按照要求设置夜景灯饰，残缺损坏的应及时修复。
户外广告、标牌和沿街单位、店铺名牌，应该内容健康、用字规范。
第二十条 占用城市道路两侧设置机动车、非机动车临时停车场点，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规划、定点设置，并设立明显的标志。
在市区运行的机动车，应保持车容整洁、标志齐全。车体缺损、明显不洁者，不得在市区行驶。
第二十一条 车辆载运土方、砂石、煤炭、粉煤灰以及渣土、垃圾、粪便等易流散的物品在市区行驶时，应当严加覆盖或密封运输，不得扬、撒、泄漏，污染环境。
送殡者不得在城市街区沿途鸣放鞭炮、丢撒冥纸。
第二十二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机动车辆清洗行业的管理。
设置机动车辆清洗点，应经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清洗作业要文明、卫生、有序。

第三章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城市道路、公共场所应定时清扫，全天保洁，并规范作业。
在城市中心区和繁华地段清扫保洁，应在人流量最少的时间进行，有条件的应洒水压尘。
第二十四条 城市环境卫生按照下列范围分工负责：
（一）主次干道、广场、立交桥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
（二）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的环境卫生，同时负责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的卫生责任区。
（三）集贸市场、商业摊区由主管单位负责。
（四）城市道路两侧的单位、店铺、住户应履行门前卫生、绿化、秩序三包责任。
（五）公路、铁路沿线由管理单位负责，城乡结合部由地域管辖单位负责。
（六）其他城市街巷、居民住宅区由街道办事处或住宅小区管理单位负责。
第二十五条 卫生责任单位或个人无清运能力的，可有偿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清扫保洁、清运垃圾、清掏公厕。
城市环境卫生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具体办法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城市街道两侧、居住区或者人流密集地区和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封闭式的垃圾容器、果皮箱等设施。
第二十七条 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城市主要道路、广场和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便溺，乱丢烟头等杂物或其他废物；
（二）在城市道路、绿化带、公共场地、排水沟倾倒、堆放垃圾；
（三）在城市道路、广场、公共场地、城市绿地泼洒污水、焚烧树叶或其他物品。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城市居民住宅区饲养鸡、鸭、鹅、兔、猪、羊等家禽家畜。因教学、科研等特殊需要必须饲养的，应经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城乡结合部农业户饲养的家禽家畜，应当坚持圈养，不得散放于城市道路等公共场所。
饲养犬类的，须经公安机关批准。经批准饲养的家犬不得携带进入城市公共场所或搭乘公共交通车辆。
第二十九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生产、经营、施工中产生的垃圾实行统一管理，设置垃圾处置场，有偿集中受纳、处置垃圾。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
在城市市区逐步推行垃圾袋装化。
第三十条 城市生活垃圾逐步实行容器化收集和分类收集，并作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科研、医疗、屠宰、生物制品等单位对其产生的有毒有害废物，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禁止将有毒有害废物混入其他垃圾。
第三十一条 市区、广场、城市主要道路两侧、集贸市场、大型商场、居民住宅区和群众活动频繁处等公共场所应按规定设置公厕，并设立明显的标志和指路牌。
在城市市区兴建、改建公厕，应建成水冲式。已建的旱厕应逐步改造。
第三十二条 公共厕所应定期清掏、消毒，保持地面、蹲位、门窗、四壁的整洁卫生和沟槽、管眼畅通，不得有蝇蛆，尿碱、剧臭。
公共厕所门前应载明清扫保洁的责任单位。
第三十三条 公共厕所的粪便应当排入贮粪池或经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排入城市污水系统。
第三十四条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城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与新区开发、旧城改造、新建工程配套建设，所需经费纳入建设工程概算。
配套建设的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计方案应报经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参与竣工验收。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环境卫生设施，不得擅自占用规划确定的城市环境卫生用地或拆除、迁移城市环境卫生设施。
因建设需要必须占用拆除或迁移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出等量补偿、易地建设方案，并报经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随地吐痰、便溺，乱丢杂物或其他废物的，责令其清除，并可处以1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饲养家禽家畜的，责令其限期处理或予以没收；影响环境卫生的，并可处以5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可处以1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责令其清除、整修、纠正或拆除，并可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三款、第三十四条或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擅自装修或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改建、装修门面的，或者未经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或补办手续，限期整修或拆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可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履行环境卫生清扫保洁职责或未按规定倾倒垃圾、处置粪便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对责任人处以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对责任单位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受到处罚仍
坚持不改，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修或拆除，逾期不整修或拆除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拆除，并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必须出示证件。确定行政处罚应下达处罚通知书。应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票据，罚款一律上交财政。
第四十一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对偷盗、破坏公共环境卫生设施，侮辱、殴打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人员，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逾期未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运用中的问题，由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1月27日
题目: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

作者: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000级国际经济法


前言: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制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虽然建国后，出现了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期，但却最终还是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和现状的深刻反思与总结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当代中国人开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当作纯学理来看待。而是借鉴各国关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与政党、国家制度、及其周围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我国学者姚建宗在其著书《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对法治的生活立场、生存土壤、制度基调、人文情怀；时空领域，法律环境以及法治意义的现实载体多方面作了系统而又形象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法治观点。法学理论界名宿张文显教授对法治意义也从“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的基本认识出发，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归纳，并提出了法治社会六大基本标志：①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会关系均应纳入法律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权和潜能、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基础上。②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群体和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③国家一切权利根源于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和信仰等特殊情况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能与职位相连，而职位对一切人开放。⑤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动。⑥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来自于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时、合理的补偿。①
《宪政的中国之道》一书作者王人博也总结了法治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使公开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应当使相对稳定的；第三，特别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须依据一般性的、公开的、普遍的和相对稳定的规则制定；第四，司法独立必须给予保证；第五，必须遵守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当享有审查权利以判断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当容易、第八，不允许执法机构利用自由裁量权委曲法律。②
综合各家对法治标准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是指实现一种社会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意义
“依法治国”确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法治与法制有没有区别？主张“依法治国”有没有片面性，或者是否是一个超阶级的观点？所有这些问题从最初的理论探讨到实践中正式将其作为基本方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从理论界到广大干部中都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存在着不同看法甚至疑虑。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看法。
首先，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概念，有区别又有联系。实施法治，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而言的。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制的内容指法律及其相关的各项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而法制则是一种治国的理论和若干原则。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施法治。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就是考虑到这种区别而作出的重要决定，但是，我们同样一直强调中国法治化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其次，提“依法治国”并没有什么片面性。法治同任何一个概念一样有自己特定的科学内涵、社会作用和使用范围。“依法治国”基本涵义是要坚持依照一套完备的符合时代精神，反映客观规律，体现人民意志和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公民的社会生活都要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非法的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和破坏。我们提法治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但并不否定道德的教化，行政手段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工作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选择。
再次，主张“依法治国”也不是一个超阶级的观点：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方法，是没有阶级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这种法律制度所赖以生存并为其服务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以保证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的，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领导权由共产党执掌，这就能保证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就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也才是最终体现法治的真正内涵。
（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三大奋斗纲领之一，即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
实施依法治国不是某种权益之计，也不是某些领导人一是心血来潮，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社会进步的是现实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成党领导实施民主政治，促进人类文明的重要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讲，无论中外，“法”从一出现就是正义、公正的化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法的内容和形式几经变更，但却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彼此相应。“一部由低级到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状态和思想史是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缩影。”①当然，绝对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正与正义，因为历史的局限性束缚着人的思维与意识，所以阶级社会的法虽然存在着不合理性，但是法本身所诉求的正义精神却是不变的，而且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趋于真正的正义与公正。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讲，曾经我们放弃过民主、践踏过法律，结果是带来国家十多年的贫穷与落后，几乎党亡国亡。
十年浩劫后，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数次讲话中都用很形象精辟的语言概括了这样的道理：法制建设必须与民主建设相结合，法律制度应具有稳定性，法的意志应始终高于领导人的意志。在他的许多前期论述中，虽然没有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却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法治的主要内涵，优于人治的明显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精彩和透彻的概括。后来，他更明确指出，要通过改革来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正是我们不断发挥法律的作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民主政治建设才取得重大的发展，国家政权才得以有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从制度层面上来讲，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现代西方国家仅仅是关乎执政党与政府政权关系的党政关系问题，在中国具有关乎中国政治发展的全局，决定中国政治性质与现状的重大问题。中国党政关系从“寓党于政”到“以党代政”再到“党政分开”很长的一段时期，都突出强调党对政权机关的绝对领导。凡属于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讨论决定，然后分头执行。这样就过分强调了党的政治领导而忽略了党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人民民主国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与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发挥。实施依法治国就是要强调法的权威与尊严的至上，摆正党和国家的关系，恢复法定政治层面上中国宪政体制的本来面目。把宪法规定的本应由人大做的事从党委手中拿回来，才能真正实现一种“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另外，法制文明属于制度文明范畴，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设中，法制有其特殊的功能，法制政策的建立与实施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法制文明的社会排斥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较之独断专行，高度集权，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无比优越。因此，法治反映的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既保证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效持续发展，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当然，从最迫在眉睫的现实状况来考虑，依法治国更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一套既可以作为科学标准，又具有极大权威性，有一定公正性的法治原则作为保障。以法的形式来规范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问题的整合，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消减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也趋于完善，中国法治化已初显端倪。这一点从哲学原理上讲就反映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客观规律。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1982年以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随时代发展，国情变化，不断将党的理论创新战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宪法中去。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的整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弥补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点
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服从于，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从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再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为所谋，情为民所系，每一个印象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党性。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成功与否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当前，着眼于这个全局，实行依法治国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在依法治国各个具体环节中坚持党的领导
（一）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依法治国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中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型。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以及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党政关系的新模式都仍处于探索之中。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行政。实施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政党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再则，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才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真正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关键就是要从依法执政这个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高度来认识和领会。关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行政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十年动乱之后对党当时的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中。邓小平强调，“健全法制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随着党富国强民执政使命的不断驱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实践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改善。今天，我们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自身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的实践性探索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历史选择与发展进程的高度，敏锐洞悉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在选择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作为面前，正确把握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努力倡导法制文明，创建有中国特色，可以超越或与现代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是要逐步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社会观念
中国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指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目的是要使国家各项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进而使各项规范化的政策通过法的形式得以巩固，确保了立法的正确方向。同时，以法的形式来肯定党的政策，不仅是执政党政策实现的保证，也使宪法和法律得到了尊重。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作的大局，自觉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进而成为全社会一体化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的另一面是党必须正确对待自身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因为我党是国家之中的执政党不是国家之上的执政党，所以党不仅是立法的主体，还是法治的对象。党的十二大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个人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写入党章，就是从党对自身行为规范的角度来完善在立法工作中作为的成熟之举。
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对待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党的政策对我国各个时期完成国家各项工作具有至观重要的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上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与法律都决定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有益组成部分。但只有法律才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公布的法律有最大权威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党组织及党员要建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刻理解宪法精神，明确区分作为一个党员与国家干部，人民代表三者之间的职责与义务，用法律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避免用党的政策干涉太多法律事务，逐步提高立法中的宪法至上意识。同时也要求党组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当与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相一致，要有利于法律的实施，不能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目前，宪法和法律已经成为各级国家政权机关施政的出发点和基本手段。相信，随着党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过程中对新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探索的不断深入，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的处理将更加和谐，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