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公布备案的14所高等职业学校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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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近年来，一些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以下简称金融“三乱”）的问题相当严重，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扰乱了金融秩序，损害群众利益，影响社会安定。
为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市场和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彻底整顿金融“三乱”。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整顿金融“三乱”工作敏感度高，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况复杂，事关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大局，各地区、各部门要予以高度重视。要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审慎处理，内紧外松，分步实施。
二、中国人民银行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整顿金融“三乱”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加强业务指导和督促。遇有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务院。整顿工作结束后，中国人民银行要组织力量进
行检查验收，并将整顿结果报告国务院。
三、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按期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任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由主要领导同志负责，指定专门机构，组织整顿金融“三乱”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整顿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并及时处理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群众个人到期债务的清偿问题，确保社会安定。对在整顿工作中发现和暴露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彻底清查，依法从严惩处，并追究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的责任。
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清理整顿结果于1999年6月底前报国务院，同时抄送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近年来，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以下简称金融“三乱”）等非法金融活动屡禁不止，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给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危害，必须坚决制止和纠正。根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为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现就整顿金融“三乱”工作提出以下方案。
一、整顿金融“三乱”的范围
（一）整顿乱集资。凡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集资活动，均为乱集资。主要打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从事的非法集资活动；整顿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以还本付息或者以支付股息、红利等形式向出资人（单位和个人）进行的有偿集资活动；整顿
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募集股份的集资活动。
（二）整顿乱批设金融机构。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均属非法金融机构，包括冠以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融
资租赁公司、典当行等名称的机构，也包括虽未冠以上述名称，但实际是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非法成立的金融机构筹备组织也视为非法金融机构。
（三）整顿乱办金融业务。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行为，均属乱办金融业务。
未经国家证券、保险监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主要从事证券买卖、投资基金管理、商业保险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和超越原机构业务范围从事或变相从事证券买卖、投资基金管理、商业保险等金融业务活动的行为，属金融“三乱”的范围，其具体整顿方案另行制定。
财政中介机构（国债服务部等）和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整顿办法另行制定。
二、整顿金融“三乱”工作的原则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本方案提出的政策、措施、方法、步骤，负责清理整顿本地区、本系统金融“三乱”活动，并做好善后工作。清理整顿金融“三乱”工作，要按照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依法进行。对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金融“三乱”问题，要按照“谁主管，谁整顿；谁批准，谁负责；谁用钱，谁还债；谁担保，谁负相应责任”的原则进行处理。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分步实施，审慎处理，既要彻底解决问题，又要确保社会稳定。
特别要处理好个人到期债务的清偿问题，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对从事金融“三乱”活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严肃处理，一律撤销所担任的各项职务；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整顿金融“三乱”工作的政策措施
（一）整顿乱集资工作的政策措施
1、严厉打击任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从事的非法集资活动。对此类活动的组织者，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禁止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从事以还本付息或者以支付股息、红利等形式向出资人（单位和个人）进行的有偿集资活动。对已经发生的，要逐一进行清理，落实债权债务。本方案发布后继续组织非法集资活动的，一律从严惩处。因参与乱集资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负责。
3、严格企业债券的发行管理。企业发行债券，必须经过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并由具备企业债券承销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承销。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突破发行计划，不得擅自设立或批准发行计划外券种。对违反规定的，要依照《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已经发行
债券的企业，要按期归还债券本息；对不能按期归还的，不再批准发行新的企业债券。
4、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发行或变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也不得对外提供担保。对已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要立即予以纠正，认真清理有关债权债务，做好债务清偿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企业境外融资出具的担保或变相担保，要立即予以撤销。对违反规定并造成损失的，要追
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5、任何单位和个人以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为名，从事或变相从事的集资活动，均为乱集资，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
6、企业通过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形式进行有偿集资，必须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在国务院对企业内部集资明确作出规定前，禁止企业进行内部有偿集资，更不得以企业内部集资为名，搞职工福利。
（二）整顿乱批设金融机构工作的政策措施
1、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的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一律予以取缔，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取缔公告。对已经办理业务的，要先取缔，后清理债权债务
，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尚在筹备之中的，责令其立即解散筹备组，停止一切筹备活动。对以非法定金融机构名称命名但实质上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的非法金融机构，也要一律取缔。对上述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律撤销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禁止任何人开办私人钱庄，一经发现，立即予以取缔，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批准或设立典当行。对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典当行，立即予以取缔，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严禁拍卖行、寄卖行等机构变相从事典当业务，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
（三）整顿乱办金融业务工作的政策措施
1、各地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对本地区、本部门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等机构的业务活动限期进行清理和整顿。对上述机构超越国家政策范围，从事或变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
、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要按本方案规定的政策和期限（即1999年6月底前），坚决制止和查处，并将有关情况汇总后逐级上报中国人民银行。超过本方案规定期限继续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要依照《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
办法》的规定予以取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供销合作社作为合作制经济组织，不得办理存款，也不得以吸收股金为名变相办理存款。对通过股金服务部等形式，办理或变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要进行清理整顿。从本方案下发之日起，供销合作社对新吸收的社员股金，不再实行“保息分红”；对过去以保息分红方式吸收的老
股金，要用三年时间平稳过渡，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规范管理。具体办法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制定。
3、民政部门倡导的农村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群众互助组织，所筹资金只能解决会员的应急需要。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一律不得办理或变相办理存贷款业务，已经办理的，要在1999年底前完成清收贷款、投资和支付存款等工作。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只能在村
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范围内由村民自愿发起设立，乡及乡以上已经设立的，由民政部门负责在1998年底前撤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的指导和管理。
4、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不得以行政隶属关系强行要求所属企业通过本系统财务结算中心办理存款、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已经办理的，要在1998年内全部清收债权，清偿债务。在清理过程中，银行不得贷款给财务结算中心。各商业银行不得与其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联办财务
结算中心，已经联办的，一律于1998年底前在人、财、物方面彻底分离。
5、投资公司是利用自有资本进行项目投资的专门经营机构，不得对外吸收存款，或以投资名义对外发放贷款或拆借资金。对已经办理的，由主管部门负责在1998年底前将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在清理过程中，各商业银行不得为其安排贷款。
6、基金会是对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其资金主要用于无偿资助符合其宗旨的活动。设立基金会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由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批准和设立基金会，已经设立的，要一律撤
销，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基金会不得办理存款、贷款、拆借等金融业务，已经办理的，要立即停办，并在1998年底前完成清收债权、清偿债务工作。
7、已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凡是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办理金融业务的，其债务由该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负责清偿；凡单位或个人擅自办理金融业务的，由该单位或个人负责清偿。因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可能发生挤提而影响社会安定的单位，由该单位的
主管机关会同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停业整顿方案，报经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在宣布停业整顿的同时，要发安民告示，宣布清偿债务优先保护城乡居民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停业整顿期间，停止吸收存款，暂停支付债务，集中力量清理债权债务，制定
债务清偿方案。
8、民政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中央有关部门，要对本部门的规章、制度和办法中涉及金融业务的内容进行清理；凡是与本方案不符的，一律废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核定上述部门所属企业的经营范围，对没有取得中国人民银行《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擅自从事金融业务的企业，要责令其限期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逾期不办的，坚决予以取缔。
四、整顿金融“三乱”工作的实施步骤
整顿工作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第一阶段，自查自纠。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组织对本地区、本系统制定的涉及金融业务的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并对金融“三乱”活动进行清理整顿，组织自查自纠。此项工作要在1998年底前完成。
（二）第二阶段，清偿债务。凡涉及金融“三乱”的机构，要尽快制定债务偿还和资产处理的方案，报地方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此项工作争取在1999年3月底前完成。
（三）第三阶段，总结验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1999年6月底前向国务院报告清理整顿工作情况。整顿工作结束后，中国人民银行要组织力量，赴各地进行检查验收，并将验收情况报告国务院。
全部整顿工作于2000年底以前完成。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金融“三乱”的实际状况和债务清偿的难易程度，确定第一、二阶段的时间安排。
五、清理整顿的工作要求
整顿“三乱”工作，是一项难度较大、敏感度高、涉及面广的工作，一定要积极稳妥，认真规划，谨慎操作。
（一）集中领导，统一部署。清理整顿工作要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统一部署，组织实施。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做好工作。
（二）对清理整顿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审慎地加以解决，保证清理整顿工作平稳进行，避免引起大的波动。对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处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并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
（三）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整顿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



1998年8月11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
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
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
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