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浙江省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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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隐私权侵权特点分析
　　由于网络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界定、处置有所不同，因此，在网络时代，公民的隐私权很容易遭到侵犯而无法维权，网络隐私权保护应着重做到：提高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建立完善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行业的自律性建设；开展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国际合作。网络上频频发生的所谓“艳照门”、“兽兽门”、明星的照片、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在网上曝光等事件说明网络生活中个人隐私被泄露已是不争的事实。关注网络隐私被非法侵害的问题，保护公民隐私在网络环境下的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即指网络用户、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网络从事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这种侵权行为在侵权形式、客体、范围及救济方式等方面与传统侵犯隐私权行为有很大区别。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发生在互联网络空间这种特殊场合下的侵权行为，场合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互联网具有虚拟性、开放性、技术性、数字化、隐秘性等一系列特点，这是现实环境中所不具备的，而这种特征是网络环境下隐私侵权问题产生的最为主要的因素，这也使得个人隐私权保护在网络环境下应有不同的保护措施。网络环境下侵犯隐私权与传统社会条件下侵犯隐私权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侵权场所的特殊性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行为人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是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完成的，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决定了网络环境下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网络上显示的识别侵权人身份的资料通常情况下都是虚假的，侵权人在网上很容易掩饰自己的身份，因此，一些不法分子便通过网络进行一系列网络隐私侵权行为如网络攻击、非法刺探、搜集、加工、传播、利用个人数据等隐私性质的信息。另外，网络的技术性特征为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数据搜集、加工、存储、传播、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网络的技术性使一般网络用户与那些具有技术优势的个人或企业存在技术差距，而这种技术差距使一般网络用户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个人数据资料已被非法泄露、传播或利用。
　　第二，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责任承担主体具有多元性。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网络隐私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不仅仅是直接的一般网络用户，还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二者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区别的，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承担一般侵权责任，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以明知或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为前提。
　　第三，侵犯网络隐私权更为复杂多样。网络的技术性为个人隐私的侵权提供了方便，使得个人隐私在网络环境中更容易受到侵害，同时隐私范围和隐私侵权形式方面相比现实环境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更为复杂多样，如电子邮件地址、域名、IP地址等网络环境中特有的信息是否属于个人隐私，也即个人隐私的范围需要重新界定。又如对于提供网络接入、信息传播通道、传播空间、网络索引、汇编存档等及对网络信息的浏览、搜索、缓存、超文本链接搜索引擎技术支持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为及其他一些可能涉及隐私侵权的行为是否构成隐私侵权等问题，即侵犯网络隐私权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对于界定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目前来讲根据现行的法律尚无法判断。网络传播的互动性特征使得损害后果难以确定，像传播的范围、经济损失等难以界定。比如在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中，认定加害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时十分困难。
　　第四，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认定存在较大难度。
　　主要是指被害人收集证据证明加害行为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网络用户通常都是以非真实姓名出现在网络中，这种匿名性特征使受害人很难找到真正的侵权人。
　　同时网页总是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即使是被害人通过截屏、网页备份等手段取得了证据，只要侵权行为人不予承认也难以取得证据的效力。
　　第五，跨地域性和国际性。网络具有无国界性的特征，隐私权的主客体、发生地等因素都具有国际性，网络传播不受地域限制的特征和网站之间的无限链接，使得加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后果发生地可以扩展到世界的任何角落，使侵权行为的影响突破了地域和国界限制。此类案件的管辖、法律适用和执行等问题也都会涉及国际私法的问题，这就使得网络环境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春胜 刘 亮


浅议轻伤害案件职能管辖的分歧意见及解决办法

王泗友

职能管辖，亦称立案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具体分工。轻伤害案件的职能管辖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形成统一定势，往往成了互相推诿、久拖不决的问题。这样，既延长了办案时间，增加了办案难度，又难以解决根本矛盾，不能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警民关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原被告明确，案情简单，不需采取专门侦查的手段，犯罪情节轻微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其他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中也作了相应的说明。然而，哪些案件需要侦查，由公安机关受理，哪些案件不需要侦查由人民法院受理，在立案上仅作了原则规定，理论界的观点也不统一，而且司法实践中确实难以掌握，因而，成了争议的焦点。
一、轻伤害案件职能管辖的分歧意见
(一)是否需要侦查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8条第1款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种强制性措施是指：“讯问被告人、搜查、通缉等，侦查工作本身就具有强制性，有时还与逮捕、拘留等强制措施并用。”同时，侦查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收集证据和运用证据，以此来揭露和证实犯罪和犯罪人，显然，轻伤害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其他刑事案件轻微，行为人对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无需隐瞒和回避，敢于站出来面对面地陈述自己的危害行为，不需要公安机关采取专门措施和运用侦查手段来揭露和证实。因此，笔者认为，轻伤害案件符合《刑法》第134条第1款中规定，属于有原告和被告，因果关系清楚，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
(二)是否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范畴
在轻伤害案件的受理问题上，有的认为，原告应向法院提出控诉，如果原告在事发后先行到公安机关报案，则由公安机关受理。笔者认为，到哪个机关报案就由哪个机关受理，这种认识极为偏颇，片面地理解了“告诉才处理”的这一法律原则。所谓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指的是由犯罪行为直接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提出控告，法院才受理案件。具体地讲就是指《刑法》第145条第1款规定侮辱、诽谤案，《刑法》第179条第1款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182条第1款规定虐待案等这种特定案件。至于《刑法》第134条第1款规定的伤害案不属于这个范畴，伤害案固然需要报案，但并非告诉到哪个机关就由哪个机关处理，我国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对公检法三机关立案范畴作出明确的分工，目的在于使各司法机关认真负起责任，各司其职，及时迅速地查明案情，惩处犯罪分子，但这一分工不一定为所有控告人、检举人所了解，公检法三机关不论此类案件是否属于自己管辖，都应接受报案，然后视其案件性质立即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三)是否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问题
近几年，轻伤害案件的受理查处基本上都是由公安机关承担，一旦案件发生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按直接起诉的形式移送检起，情节轻微，危害不大，退回公安机关，不以犯罪论处，无需提起公诉。而事实上，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是经过侦查的案件，不必进行侦查的案件，也不需通过诉讼阶段的“侦查、起诉、审判”的三大环节，笔者认为，此类案件也无须通过检察院再行移交，因为，一个简单的案件增加了诉讼程序，也就延长了查处时间，由于人为的因素使案件复杂化，加大了查处的难度，加重了公安机关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的中心工作。
二、轻伤害案件职能管辖的解决办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规定，法院直接受理不需要侦查有原告被告、因果关系清楚的轻伤害案件；对需要侦查的案件由公安机关受理，在司法实践中也确实难以把握，由于分工上的交叉和是否需要侦查在认识上不一致，造成公安和法院两机关在处理轻伤害案件上各执已见，互相推诿，在群众中也酿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了改进立法上的不严谨，管辖权限上重复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办法有二：
解决办法之一，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根据我国《刑法》《刑诉法》和两院一部《关于执行刑诉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经验，建议对有关轻伤害案件管辖范围作补充修改，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或者制定切实可行的新的实施细则，譬如：哪种损伤在什么时间鉴定，哪种结果由哪个机关受理，哪种行为需要侦查等等，划定一条既明确又易于掌握的界限，从根本上解决扯皮推诿的问题。这样，才有利于公安、法院机关在工作中的配合和协调，才有利于互相监督。
解决办法之二，从鉴定结果上划定管辖范围。即以结果论，就是说，公安、法院接到报案后应当积极进行调查，并及时聘请法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人体轻微伤鉴定标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中的规定作出鉴定结论。如果鉴定结论为重伤，则由公安机关受理，按照《刑法》第134条2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如果鉴定结论为轻微伤，这由公安机关受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治安处罚；如果鉴定结论为轻伤，则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至于轻伤案件中对于案情复杂，影响较大，因果关系不明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协助县人民法院调查，但最终由人民法院处理。这样，既可以避免公安、法院两机关由于受理管辖界限不清而推诿扯皮的问题，又可以减少诉讼程序，做到快审快结，便民利民，及时打击违法犯罪。

[此文于1996年载于四川省公安厅《四川公安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