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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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识产权解农业产业化之困

一、我国农业生产的危机及出路
（一）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合作化是唯一的出路
农业产业化，农民合作化是我国农业的唯一出路
1．农业产业化
中央党校的王东京教授用一个馒头的故事对农业产业化做了非常形象的阐述：农民卖麦子每百斤只能收入60元，如果加工成面粉就能卖到70元，把面粉做成馒头就能卖到100元。从麦子到馒头，生产的链条延伸了，不仅增加了就业，而且多创造了价值，降低了风险。农业产业化围绕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农副产品项目，组织众多主体参与，进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活动，把产供销，农工贸，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在相互合作参与过程中，各方结成了较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农业产业化是个金娃娃，只要经营得好从头到尾每个环节都有钱赚。
2、农民合作化
合作社法 2006年10月31日颁布，2007年7月1日实施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 2007年5月28日
关于启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的通知 2007-06-08
配套政策的出台反映政府的高度重视
政府对合作社有现金奖励（农业部和全国工商联各有20万元的现金奖励）
（二）危机
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特征是专业化和集中化，国外的农业专业化造就了农业产品各链条中专业的大型公司，专业的生产区域，形成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等各具特色的农业带。农业集中化使农场数目减少，土地更加集中，农场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但是我国农业产业化面临以下危机：

1．土地极端分散，造成生产力极端低下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将土地承包给农民自主经营，原来相对集中的农村土地被极端分散在各个家庭中。这些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者，各自为战，在自己的承包地里重复几千年来一贯种植的方式。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造成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奇高，美国的大豆油的价格只有我们的几分之一，
2．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完全脱节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人为地切断了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完全脱节，相互独立，各自为战。我国一向偏重生产，使得在销售和加工环节极为薄弱，销售大都是当地农民临时性自发组成起来的销售队伍，这些人员在生产季节从事农业生产，收获后，自发组成起来进行贩运，组织随意而且分散。而农产品的深加工多数停留在作坊中。
3．无力改良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提高产品质量
单个的农户没有能力对品种进行改良，提高种植技术，使我国农产品的品种不能提高，产量低下。
4．我们面临国外农业的竞争
加入WTO我国必须渐次放开农产品市场，国外又便宜质量又好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对我国农业将造成巨大的冲击，我们必须改变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状况。
二、农业相关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涉及的内容广泛，从构建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来看，与之相关的主要有植物新品种、专利权、商标权和原产地域产品和证明商标（地理标志）等。
（一）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对农民朋友来说非常新鲜的名词，其实我国1997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我们的农民还习惯于互相交互良种，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农民被突然法院告知，自己种植水稻种子侵犯了他人的品种权，对方要求赔偿，不要惊讶，按我国现在的农村种植习惯，迟早要遭受这么一次。
1、植物新品种，新世纪的圈地运动
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被称为“新世纪的圈地运动”。境外商人频频到我国收购珍稀植物和名贵花卉的原植物，甚至采用走私或者偷窃的方式，这些人是“生命海盗”。现在“生命海盗”以资助的名义，以专家的身份长期呆在当地进行研究，这种“海盗”受到当地政府的款待，让他们把抽取的样本连同当地的传统知识带回实验室，分隔出活跃成分或基因序列，并将这“发明”归入其品种权。
2、生命海盗给我们带来灾难
我们习惯于直接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但是如果国外公司要收取品种权费，这对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如果这种作物在全国大范围地种植，这家拥有品种权的公司又突然提价，否则不允许使用该品种权，那么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会是怎么样的影响？这种情况并非危言耸听，著名的北京鸭被英国人繁育出“樱桃谷鸭”，重新回到中国，已经将北京鸭赶出了市场，闻名世界的北京烤鸭，现在用的基本上是“樱桃谷鸭”。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资源的90％，野生大豆的许多特别性状对于改良大豆品质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孟山都公司把我国大豆的基因研究出来后在100多个国家申请专利保护，“种中国豆，侵美国权”最终使中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变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直接导致东北和内蒙大豆种植户的破产，而我们的大豆油的价格比美国高出几倍。
（二）商标
农产品粗放的销售模式将被品牌经营逐渐取代，现在农产品领域很少有品牌，蕴涵了巨大的机会。农产品象工业品一样，迟早要集中到几种个牌子，没有品牌的销售商必然被有品牌的经销商吃掉，如果我们不及早进行品牌经营，那时农产品只能被人以低价收购，高额的利润被品牌商赚走。农产品没有销售品牌，蕴涵了巨大商机。
案例
湖南安化县优质果品产销合作社的“阿香” 牌柑桔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华名果”称号。合作社以“阿香”牌为统一商标，由此树立了“阿香” 牌“中华名果”的品牌形象，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四川南充长乐的柚子开始只卖到两毛五一斤，注册了长乐牌商标后，卖到了5块钱一斤，并且打入了国际市场。同样在湖南许多单位和个人投资到江永种植香柚，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品牌优势，时至今日，江永的香柚还是默默无闻，其中的深刻教训发人深省。
商标可以使用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上，象湖南安化在其生产、销售的柑桔上使用“阿香”牌，也可以使用在由农产品加工而成的产品上，甚至是作物的苗木上也可以使用商标，以后销售苗木还可以说是某某牌的。
（三）专利
1、什么是专利
申请专利等于修建收费站
2、农业生产中包含那些专利
生产过程中（种植方法、新品种的培育），培育方法、种植方式的改良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产品品质，提高种植的效率，
销售过程中（外包装等），产品外观专利的开发也有利于统一对外包装，提高产品的销售形象，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增加产品的防伪性能。
储藏过程中（保鲜技术），储存方法的改进可以延长农产品的保存期限，销售周期，
加工过程中
案例
我国科学家李晓方就自己发明的“自花授粉和常异花授粉农作物种群、品种选育方法”提交了PCT专利申请（国际申请），并将启动进入中、美、日等103个国家的申请工作。江西德宇集团公司2001年公司研制的“绿茶生物保鲜方法”这项专利技术投入使用后，茶叶初级产品价格由每公斤60元增加到316元。
3、不注重专利失败的案例
浙江省安吉县是“中国竹乡”，2004年全县竹资源产值达4.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0%，竹业总产值达4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2%，每年创税超过2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1/4以上。安吉数十家大型竹制品出口企业对外联系着欧美、日、韩、港、澳、台等客户，对内联系着数千家加工企业。这些下游企业的收购活动养活着安吉县数万个家庭作坊——全县近一半的农户。另外，南方数省每年把3000多万株竹子在本地用安吉企业输出的技术、资本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卖到安吉，加工成最终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安吉竹产业链级系南方数省数百万竹农的生存与发展，产值与效益一直雄居全国十大竹乡之首。就是这样的一个著名竹产业，由于其最终产品侵犯了江苏连云港海达工艺品公司的外观专利权，目前安吉农村绝大多数加工竹凉席、竹地毯的家庭作坊已经停产，毛竹价格直线下降。
3、不注重专利开发的危机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
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定性研究

张金阳

实名制车票在经过部分车站试行后，2012年1月，全国铁路正式开始实行。车票实行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否还仍然构成倒卖车票罪，是司法人员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对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要进行定性研究，能否正确界定此行为的性质，至关重要。如果界定正确，就有利于打击倒卖车票的犯罪，保证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旅客公平购票的权利、代购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界定错误，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按犯罪处理，会造成错案，侵犯代购人的合法权益；将构成犯罪的行为不按犯罪处理，就会放纵犯罪，造成对犯罪打击不力，导致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混乱，旅客公平购票的权利受到侵害。
一、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与实名制前倒卖车票行为的区别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和实名制前倒卖车票的行为，虽然都是谋取利益的行为，对象都是车票，但是实名制下为他人代购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与传统的倒卖车票的行为存在明显不同。
（一）购票的方式不同
实名制前，不法分子通过传统方式进行排队或者内外勾结大量购买车票。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是通过电话或网络，操作电话、网络订票系统进行代购车票。
（二）针对的对象不同
实名制前，倒卖车票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买到车票后卖给谁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知道的。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对象是特定的，代购到车票后给谁是知道的。
（三）知道车票的对象（购票人）的时间不同
实名制前，倒卖车票的对象（购票人）多数情况下是在买票之后才知道的。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对象（购票人）在代购车票之前就已经知道。
（四）身份不同
实名制前，倒票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买票，自己是购票人。实名制后，代购人（代办人）是以他人（委托人）的名义进行购票，他人（委托人）是真正的购票人，代购人（代办人）不是购票人。
（五）买卖车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不同
实名制前，当事人是双方，即售票人和购票人（倒票人），与售票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是购票人（倒票人）。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当事人是三方，即售票人、购票人（委托人）和代购人（代办人），真正与售票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是购票人（委托人），而不是代购人（代办人）。
（六）环节不同
实名制前，倒票人是为卖而买，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倒票人从售票人处购买车票的阶段，一个是买到车票后再卖给不特定购票人的阶段，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手的环节。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只有一个买票的阶段，即从售票人处，代他人购买车票的阶段，客观方面没有转手的环节，因为从订票开始到旅客从代购人（代办人）手中拿到车票整个过程，这张车票均为特定旅客所有，本身就是购票者的“票”，系特定物，无法实现“转手”，缺乏转手环节。
二、上述不同点对影响认定倒卖车票罪的分析
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与实名制前倒卖车票行为有多处不同点，但是经过综合分析，购票方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代购人（代办人）是通过电话或网络，操作电话、网络订票系统进行购买车票，不再进行排队或者内外勾结大量购买车票，但是对认定倒卖车票罪没有大的影响。
在实名制前，倒卖车票的对象（购票人）多数情况下是在买票之后才知道的。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对象（购票人）在买票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变化对认定倒卖车票罪也没有大的影响。
倒卖车票罪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买到车票后卖给谁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知道的。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对象是特定的，买到车票后给谁是知道的。这一变化已经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不特定对象的要求。
实名制前，倒票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买票，自己既是购票人又是卖票人，因为购到车票后要转手卖给他人。实名制后，代购人是以他人（委托人）的名义进行购票，他人（委托人）是真正的购票人，代购人（代办人）不是购票人。这一身份的变化，已经不符合倒卖车票罪倒票人既是购票人又是卖票人的双重身份。
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只有一个买票的阶段，即从售票人处，代他人购买车票的阶段。客观方面没有转手的环节，因为从订票开始到旅客从代购人（代办人）手中拿到车票整个过程，这张车票均为特定旅客所有，本身就是购票者的“票”，系特定物，无法实现“转手”，缺少转手环节。这一“转手”环节的缺失，已经不能将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认定为倒卖行为。因为倒卖车票罪中的倒卖是先购入后出售的行为，是为卖而买。
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双方当事人，即售票人和购票人（倒票人），变成了三方当事人，即售票人、购票人（委托人）和代购人（代办人）。真正与售票人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是购票人（委托人），而不是代购人（代办人）。代购人（代办人）此时缺失购票人和卖票人的身份，已经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中倒票人是为卖而买，既是购票人又是卖票人的条件。
实名制后，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与传统黄牛党倒票行为相比，虽然没有对铁路运输产生大的影响，也没有影响旅客的正常购票和出行，在没有售票点的偏远地区，还受到了大部分旅客的欢迎，应如何评价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我们急需研究的问题。
三、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不同观点
实名制后，倒票行为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大量囤积客票，加价后卖给不特定的人，变成了为特定的人代购客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目前，对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定性争议较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构成倒卖车票罪的观点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构成倒卖车票犯罪。首先，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本身就是变相加价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还是以营利为目的，以代购的表现形式为借口，借机将车票转卖给特定的旅客。其次，代购人（代办人）在没有铁路部门授权的情况下收取服务费，不仅扰乱了铁路运输市场秩序，也剥夺了旅客公平购票的权利。第三，主观方面同样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第四，客票实名制对认定倒卖车票罪没有影响，为他人代购车票，其本质还是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变相加价谋取利益的行为。犯罪手段和对象的不同不影响倒卖车票罪的认定。
（二）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观点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因为非法经营罪主观方面必须具备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故意，客观方面必须具有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行为。因为车票并非一般流通物，铁路对车票实行专营，所以代办车票必须具备相应资质，而当事人没有取得代购票业务的资格，其代购行为未经过行政许可，因此在缺乏代购资格的前提下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为他人代购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用的行为系违法的非法经营行为，如果情节严重，该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构成非法经营罪。
（三）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观点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代购人（代办人）与购票人（旅客）之间的一种民事委托行为，购票人（旅客）通过将身份证交给代购人（代办人），委托其代购车票，并且在事前已将给付的费用事宜谈妥。其给付（加价）的费用不是针对车票的票面金额，而是支付给代购人（代办人）的成本费用和劳务费用，所以代购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双方达成一致的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定性
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本人从事实、法理、国家规定、铁道部规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经分析研究后，认为此行为不构成倒卖车票罪和非法经营罪，将此行为认定为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构成犯罪较为合适。其理由如下：
（一）不同意倒卖车票罪的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倒卖车票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倒卖”车票，情节严重的行为。如何理解刑法条文中的“倒卖”二字至关重要，本罪的“倒卖”应是先购入后出售的行为，是为卖而买。倒卖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首先，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行为的代购人（代办人）的身份从表面形式上看是购票人，从实质上看他不是购票人，他既不是购票人也不是卖票人，他只是代购人（代办人）。与铁路售票部分发生买卖车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身份证名下的购票人，不是代购人（代办人）。其身份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中要求的既是购票人也是卖票人的条件。其次，代购人（代办人）是为特定的购票人代购车票，不是向不特定的人转手倒卖先购入的车票。为特定的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而收取代购费用（服务费）的行为，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中要求的倒卖对象必须是不特定人的条件。第三，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缺少转卖环节，从实质上看，购票人自始自终都是身份证名下的人，与铁路售票部门发生买卖车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身份证名下的人，不是代购人（代办人）。代购人（代办人）不是买卖车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他不是购票人，所以不存在代购人（代办人）转卖的环节，不符合倒卖车票罪中要求的先购入后出售的条件。
（二）不同意非法经营罪的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首先，成立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即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没有违反国家规定的，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非法经营，也不得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国家规定，从现有法律、法规来看，对购票人、代购人目前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铁道部的规章《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四条规定：“车票应在承运人或销售代理人的售票处购买。”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第十二条规定：“车票由车站或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其他售票处所发售。为了方便旅客，也可委托其他部门代售车票。”这两个规章规定的，也只是对售票方做出的规定，对购票人、代购人没有做出任何限制性的规定。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不仅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也没有违反铁道部规章的规定。其次，非法经营罪的主体是自然人或者单位，客观行为是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指的是出卖方而不是买方。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这个民事法律行为中，如果构成非法经营罪，也只能是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售票方，而不能是购票人、代购人，购票人、代购人是不能成为非法经营罪主体的。第三，车票并非一般流通物，铁路运输企业对车票实行专营，铁道部的规章《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规定，车票由车站或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其他售票处所发售或代售所发售。此处的规定，是针对售票方的，车票是不是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与购票人、代购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综上所述，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要件。
（三）同意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
代理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本人(被代理人)名义向第三人(相对人)为意思表示或受领意思表示，而该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的成立要具备一定的法律要件。一是须有三方当事人，代购人（代办人）受购票人的委托向铁路售票部门购票的行为，符合代理的三方当事人的要件。购票人是委托人，代购人（代办人）是被委托人（代理人），铁路售票部门是第三人。二是须依代理权，代理权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意思表示或者接受意思表示并使其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的一种权限。代购人（代办人）以被代理人（购票人）的名义向铁路售票部门做出购买车票的意思表示，并将购买到的车票交给被代理人（购票人），归其所有。符合代理须依代理权的要件。三是代理的标的须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必须是民事法律行为。所谓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合法行为。所谓合法，就是说他所追求的效果“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是“广义的法律”，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代理人代理的行为必须是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合法的行为。如果代理的行为不合法，充其量是民事行为，而不是民事法律行为。如果代理人代理的是民事行为，而不是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关系是不成立的。现在，我们分析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民事法律行为。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十四条规定：“车票应在承运人或销售代理人的售票处购买。”铁道部《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第十二条规定：“车票由车站或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其他售票处所发售。为了方便旅客，也可委托其他部门代售车票。”根据铁道部上述两个规章的规定，车票由车站、售票所、代售所发售，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权发售。代售所必须经工商部门批准、注册登记，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本金不少于30万元，经铁路局审批后发给售票业务代理资格合格证。上述铁道部规章只是对售票方及资格做出了规定和限制，但是对购票方及代购人没有任何限制。代购人为购票人（委托人）购买车票的行为没有违反上述各种法律规定，是合法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符合代理标的必须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要求。为他人代购实名制车票并收取服务费的行为，代购人与购票人（委托人）自愿达成协议，代购人为购票人（委托人）代购车票，负责将车票交给购票人（委托人），购票人（委托人）支付购票费用（车票的票面金额、手续费、代购实际支出的费用、适当的服务费），完全符合民事委托代理的法律要件，是民事委托代理行为，不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