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问题的法律思考/邓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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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各地法院对于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应于执行死刑后及时通知其家属的通报


1953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据北京市人民法院来呈反映：近来在处理案件中，发现各地在处理反革命分子死刑后，因未通知其家属，致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案件，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如北城区人民法院于1952年1月有反革命分子家属杨佩林去院请求与秦宗禹离婚，该院与张家口人民法院往返公函两次，始知秦宗禹早于1950年12月为察哈尔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为此建议我们通报各地法院及公安机关对已执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及时通知其家属，以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兹特联合通报：今后各地法院对于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执行后应即通知其家属。希查照并即转知所属各级人民法院。


司法解释何以不如地方法院的文件有效力

　　　杨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明介绍说，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犯临刑前可以见家属，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得到有效执行。2003年9月1日，北京市高院出台“司法为民50条”，后又制定《实施细则》，使这一法律规定从2004年起在北京率先得到全面落实。2004年，北京的两个中级法院对所有提出“临刑会见”申请的死刑犯，都给予了批准和安排，仅一中院就批准了7次“临刑会见”，包括“房山灭门案”凶手张洪海、变态杀手李义江等在内的死刑重犯，临刑前都见到了他们的亲人。（《北京青年报》1月17日）
说句实话，我是看到这条消息，才知道原来北京市在2004年以前，死刑犯临刑前很难见到家属，才知道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死刑犯临刑前很难见到家属。北京的死刑犯之所以率先得到如此待遇，还得益于北京市高院出台了“司法为民50条”的文件。
笔者查阅了《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中倒没有明确规定死刑犯临刑前可以见家属，但在1998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从法律词语语义上分析来看，“可以”的词语表述指的是通常情况下应当准许，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不准许。因此，死刑犯临刑前要见家属的，法院一般情况是要准许，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可以不准许。再者，从罪犯的权利和人性化的角度来看，让死刑犯临刑前见家属是最起码的权利和最低的要求，何以至于不准许呢？然而，这一98年的司法解释，居然要在颁布后6年才能得以有效执行，并且还是借助于高院出台的“司法为民50条”这一文件的“壳”才得以上市。
从法律的位阶原则来，下位法要服从于上位法，规章、法规服从于法律，法律最终服从于宪法。然而，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却存在着严重的悖论，宪法高高在上，却比不得法律有效；法律很有尊严，却不没有司法解释有力；司法解释效力较高，却没有部门规章、地方的文件来得有用。《人民警察法》比不上“五条禁令”，现在我们看到司法解释比不上“司法为民50条”这种连地方规章都不是的文件。这种悖论的后面，其实仍然是权大还是法大的悖论，在人们观念中，仍然是权力要大于法律，他们更加遵从的仍然是权力。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但在实际上它的权威还不如司法解释，因为后者是法官的最高上司制定的，权力的鞭子在不远处等着法官，法官不敢怠慢；但是，这种司法解释有时又仍然比不上一些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是法官的直接上司制定的，权力的鞭子就在法官的身边。因此，他们愿意怠慢法律不敢怠慢司法解释，他们怠慢司法解释也不敢怠慢各种文件，法律的整个位阶原则给这种权大于法的观念给颠倒过来了。
然而，这个悖论不消除，我们就永远无法培育法律至上的精神，无法摆脱文件治国的怪圈，无法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北京市法院系统实现了死刑犯临刑前可以见家属的做法固然可喜，但是，今后，我们更需要努力的是认认真真地执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已有的规定，而不是出台更多的文件，让法律睡大觉就是在损害法律的权威！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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