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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国气象局令第59号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已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科技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中国气象局部（委、局）务会议通过，并已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实现基金宗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是由国家批准设立的按照社会性基金模式管理的政策性基金。

　　第三条 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四条 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安全、效率、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基金的管理机构由基金审核理事会和基金管理中心组成。

　　第六条 基金审核理事会是关于基金事务的部际议事机构。

　　基金审核理事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外交部、科技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和气象局的代表组成。

　　基金审核理事会设主席和副主席，分别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派出代表履行职责。

　　基金审核理事会负责审核下列事项：

　　（一）基金基本管理制度；

　　（二）基金发展战略规划，包括资金使用年度计划；

　　（三）基金赠款项目和重大有偿使用项目申请；

　　（四）基金年度财务收支预算与决算；

　　（五）基金其他重大业务事项。

　　前款所列事项经基金审核理事会审核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批准。

　　第七条 基金管理中心是基金的日常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工作，由财政部归口管理。

　　第八条 基金管理中心履行下列职责：

　　（一）起草基金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基金具体运行管理规定；

　　（二）筹集基金资金；

　　（三）管理基金资金，组织开展基金的有偿使用和理财活动；

　　（四）编制并组织实施基金的年度财务收支预算与决算；

　　（五）监督管理基金所支持项目的运行；

　　（六）向基金审核理事会报告基金的重大业务事项；

　　（七）开展其他符合基金宗旨的活动。

　　

　　第三章 基金筹集

　　第九条 基金来源包括：

　　（一）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收入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

　　（二）基金运营收入；

　　（三）国内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捐赠；

　　（四）其他来源。

　　第十条 本办法所称减排量，是指经国家批准，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转让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减排量收入，是指转让减排量所获得的收入。

　　减排量收入由国家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以下称项目业主）按照规定的比例分别所有。减排量收入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以下称国家收入）全额纳入基金。

　　第十一条 国家收入由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向项目业主或按减排量转让合同约定向减排量购买方收取。

　　项目业主应当在取得减排量收入后的15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定比例向指定账户支付国家收入。

　　第十二条 国家收入应当以减排量转让合同约定的币种取得。

　　减排量转让合同约定以外币支付，但确需以人民币支付国家收入的，经基金管理中心同意，项目业主应当在取得收入后的15个工作日内以人民币支付，汇率以结汇日现汇买入价为准。

　　第十三条 减排量转让合同由项目业主和减排量购买方签订。

　　项目业主应当在减排量转让合同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副本、营业执照复印件、合同双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基金管理中心备案。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项目业主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告知基金管理中心。

　　第十四条 项目业主缓缴、少缴、不缴国家收入的，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第四章 基金使用

　　第十五条 基金使用采取赠款、有偿使用等方式。

　　基金通过赠款方式支持有利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和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相关活动。

　　基金通过有偿使用方式支持有利于产生应对气候变化效益的产业活动。

　　基金通过银行存款、购买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形式开展理财活动。

　　第十六条 基金支出包括业务支出和基础管理费支出。

　　业务支出包括赠款支出和有偿使用项目开发费用支出。

　　基金赠款年度支出规模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际工作需要确定。

　　本办法所称有偿使用项目开发费用，是指基金有偿使用项目筛选、调查、评审、立项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有偿使用项目开发费用按照项目使用金额的一定比例提取。

　　本办法所称基础管理费支出，是指基金筹集、管理、使用过程中的日常管理费用，包括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日常管理费用。基础管理费支出按照基金上年末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提取。

　　有偿使用项目开发费用和基础管理费支出的具体提取比例由基金审核理事会另行规定。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中心应当对基金使用进行风险控制。

　　基金不得用于不符合其宗旨的赞助和捐赠支出，不得从事股票、股票类投资基金、房地产以及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投资。

　　第十八条 基金与基金管理中心财务应当分别建账，分别核算，实行预决算管理。

　　财政部负责制定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并对基金使用情况和会计记录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赠款项目管理

　　第十九条 赠款主要用于支持下列事项：

　　（一）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研究和学术活动；

　　（二）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合作活动；

　　（三）旨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培训活动；

　　（四）旨在提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

　　（五）服务于基金宗旨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赠款项目申请人应当是我国境内从事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工作，具有一定研究或者培训能力的相关机构。

　　第二十一条 申请赠款应当提交项目申请书。赠款项目申请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二）项目背景资料；

　　（三）项目目标；

　　（四）项目的主要内容与活动；

　　（五）项目的主要产出；

　　（六）项目的执行进度安排；

　　（七）申请资金额和预算安排；

　　（八）其他相关内容。

　　第二十二条 赠款项目申请书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以下称项目组织申报单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转报或报送。

　　第二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赠款项目的评审。

　　赠款项目的评审结果报基金审核理事会审核并取得一致意见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批准。

　　第二十四条 赠款项目由项目组织申报单位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赠款项目实行合同管理，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各方责任、权利、义务和违约处罚办法。

　　赠款项目合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组织申报单位、基金管理中心、赠款项目申请人共同签订。

　　第二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金管理中心会同项目组织申报单位负责对赠款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验收。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对违规行为予以处理、处罚。

　　第二十七条 赠款项目形成研究或者其他成果的，有关权益归属在赠款项目合同中约定。

　　

第六章 有偿使用项目管理

　　第二十八条 基金有偿使用采取以下方式：

　　（一）股权投资；

　　（二）委托贷款；

　　（三）融资性担保；

　　（四）国家批准的其他方式。

　　基金以股权投资、委托贷款方式支持项目的，其年度累积金额不得超过上年末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由基金审核理事会另行规定。

　　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项目的，不得对投资对象控股，投资所形成股权的退出，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和市场化原则，确定退出方式及退出价格。

　　基金以融资担保方式支持项目的，其担保额不得超过基金年度预算确定的限额。

　　第二十九条 有偿使用项目申请人应当是我国境内从事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相关领域业务的中资企业、中资控股企业。

　　第三十条 有偿使用项目申请人应当向基金管理中心提交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申请书：

　　（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企业近3年经营状况；

　　（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五）其他相关材料。

　　第三十一条 基金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对基金有偿使用项目的遴选、评审。

　　属于重大项目的，应当报经基金审核理事会审核并取得一致意见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批准；属于非重大项目的，由基金管理中心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并于批准后的15个工作日内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备案。

　　前款所称重大项目是指单个项目申请基金资金在7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含7000万元）的有偿使用项目。

　　第三十二条 按照国家有关投资管理规定，应当办理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手续的，从其规定。

　　在项目未获得审批、核准或者备案前，基金不得为项目提供资金。

　　第三十三条 基金管理中心负责有偿使用项目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和考核验收。

　　基金有偿使用形成的各种资产及权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进行管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基金及其管理中心应当接受国家审计机关依法实施的审计监督。

　　第三十五条 经基金审核理事会批准，基金管理中心可以聘请社会审计机构对基金收支规模、基金结余、基金运行情况以及基金管理中心的支出情况进行审计。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

法学评论 发表时间：199805
曹诗权/李政辉

生命权，作为自然人最根本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慎密的保护，民法对损害的救济当不可或缺。但在我国现阶段，数个民事法律法规分别就侵害生命权所生责任作出规定，各法规内容不仅有不合理之处，而且相互冲突，这最终导致侵害生命权的侵权人所承担的责任偏轻。本文就侵害生命权行为在民法中所应承担责任的若干问题，提出笔者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方。

一、因死亡而生的求偿权之归属

自然人生命的丧失，必然导致其民事主体资格的灭失及权利能力的消灭，此乃民法不可动摇的基本理念。当自然人的生命因归责于他人的原因而丧失时，死者已无权利能力，无从取得向加害人主张赔偿的权利，权利继承也无从谈起，所以死者近亲属请求赔偿的权利缘何而来，则成为构建一合理的侵害生命权责任机制所必须解决的前置性问题，是确定相应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的前提。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一是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三是同一人格代位说，认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二者的人格在纵的方面相连结，而为同一人格。故被害人因生命权遭侵害而生的赔偿请求权，可由其继承人取得；四是间隙取得请求权说，认为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有间隙，在此间隙中，被害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五是双重直接受害人说，认为生命丧失的直接受害人是死者，而财产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死者的近亲属，故其近亲属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4页。）笔者认为，以上诸种学说都不能合理解释死者近亲属享有求偿权的事实，理由如下：


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死亡乃是一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取得求偿权，当被害人死亡后，其求偿权依继承而转移。此说的矛盾之处在于：依该说，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由此显见该说之不合理。


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回避了死者近亲属求偿权的来源问题，转而单方面强调加害人的义务。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16页。）该说所提出的义务因为缺乏相对应的权利，其实根本无法存在。


3.同一人格代位说的基础是人格合一，即不同的自然人其人格是同一的。在人格独立已成为根深蒂固之观念的现代，这种学说已丧失了哲学理论及社会公众心理的支持，并无存在的土壤。


4.坚持间隙取得请求权说同样会陷入尚未死亡的自然人将取得因死亡才产生的求偿权的怪圈，并且该学说对加害行为立即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无法自圆其说，故此说亦不足取。


5.双重直接受害人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问题的本质，但也存在理论上的重大不足。从加害人的角度而言，既然该说认为侵害生命权的场合存有双重直接受害人，且各受害人遭到的损害分别为“生命权人生命丧失的损害事实”和“生命权人的近亲属的财产损失的损害事实”，（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则加害人应负不同的赔偿义务方为合理，
何以加害人仅仅只有一个赔偿义务？从受害人的角度而言，死者与其近亲属遭受侵害的权利种类相异，所受损失性质也不同，何以会“享有一个共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由此矛盾观之，足见本说之不合理。


既然在解释死者近亲属求偿权之基础时，旧有的学说皆不足取，则重新构建一科学的求偿权基础理论就是必须的了。笔者认为，为达此目的，需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死者之人格利益应由公法保护

通观旧有的学说，我们不难发现各学说都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前提，即求偿权只能由死者先行获得。正是此前提导致各学说在理论上的不圆满。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人们固有的观念：死者生命权既已遭到侵害，则其取得民事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观念并不正确。


死者生命丧失的是非曲直应由公法作出裁判，而不是对加害人科以私法上的责任，由其以金钱赔偿的方式了结。相反，仅仅只由加害人赔偿金钱达不到法律对生命权保护的目的。换言之，私法在对生命本体的救济上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因为：

（1）生命权的地位决定了公法保护之必要

公私法的划分由来已久，已成为大陆法系基础性的观念。虽公私法的分类标准有主体说、意思说、利益说等诸种学说，各学说聚讼纷纭，但透过各学说表面的争执，“亦不难发现划分公私法的大体规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即公法以公权力对事关国家、社会利益的事务进行调整，而私法局限于对平等的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从社会的角度观之，
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
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2）生命权的固有特性决定民法救济之不能

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存在权利的主体为前提。而“生命权则非有死亡发生，不能认为受侵害”，（注：龙显铭：《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转引自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400页。）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生命权的主体已死亡，死者无民事权利能力，所以无从取得权利以要求民法提供保护。在此情况下，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已失去了保护对象。并且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为首要目的，而生命的丧失却是无法补偿的，因为“生命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注：汤海庆：《生命健康权研究》，载《当前民法经济法的热点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且生命也没有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


故而，对生命权的保护，与其在民法的悖论中绕圈子，不如正本清源，将此任务归还公法，即“死亡公民的人格利益，应由公法来保护。”（注：薛虹：《非财产损害刍议》，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5期。）

（3）民法仍应规定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