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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0月24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 1997年11月24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2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乡、民族乡、镇国家权力机关。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第三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九）撤销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四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
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
第五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罢免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经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保证代表有充足的时间审议会议的议题和有关事项。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议，会期应不少于二天；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时，应保证代表有充足的时间提名、酝酿候选人。
第七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本次会议并召集、主持临时召开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召集下一次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名额七至九人，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选出。
第八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不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乡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应当列席会议；经主席团决定，其他有关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可以列席会议；主席团可邀请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第九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本级人民政府可以向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其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审议议案和报告的时候，可以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机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回答代表的询问。
第十一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在规定的时间里负责答复。
第十二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如因工作调动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十三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通过决议、决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四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的质询案。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具体办理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十五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工作人员。
第十六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本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第十七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补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十八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监督，选民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罢免要求及申辩意见应当印发原选区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主持。
罢免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第十九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由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
第二十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公告。
第二十一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二十二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十三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向会议主席团请假。代表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第二十四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密切联系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第二十五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便于管理、方便活动的原则，依法组成代表小组。
村（居）民委员会、机关、团体有代表三人以上的，可以组成代表小组。代表不足三人的，可以联合组成代表小组。代表小组召集人由代表推选。
第二十六条 代表小组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学习法律、法规和国家方针、政策；
（二）了解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决议、决定执行情况；
（三）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四）交流代表活动和联系群众的经验。
第二十七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统一安排，对本级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对本行政区域内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实施上级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
代表个人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视察。
第二十八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视察、检查、调查的情况，可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督促其处理有关问题，改进工作。
第二十九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员进行评议。也可以对上级国家机关驻本行政区域的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评议，并将评议意见向上级国家机关反映。
被评议对象应根据代表的评议意见，制订整改方案和措施，进行整改。代表对其整改工作进行督促。
代表对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提出的评议意见，可以作为有关部门考核干部的依据。
第三十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进行视察、检查和评议时，有关国家机关或单位及有关人员应如实向代表汇报情况，提供有关材料，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回答代表的询问。
第三十一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闭会期间依法行使代表职务时，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并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乡、民族乡、镇应当适当给予补贴。
第三十二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未设乡镇一级财政的，应当在乡镇财政包干经费中列支。
第三十三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根据会议议程，召开主席团会议，就有关事项进行审议和作出决定。
第三十四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筹备、召集下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工作是：
（一）确定会议日期，拟定会议议程、日程草案；
（二）提出会议主席团名单草案，预算审查委员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
（三）决定列席会议人员名单。
第三十五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主席团可召开会议讨论或开展以下工作：
（一）讨论、决定开展代表视察、检查、评议等工作；
（二）调查研究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问题，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三）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确定承办单位，做好交办工作和检查办理情况；
（四）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办理的有关事项。
第三十六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作出的决定，必须由主席团过半数成员通过。
第三十七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设副主席一人至二人。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举产生，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第三十八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职责是：
（一）召集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
（二）负责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具体筹备事项；
（三）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四）组织代表学习和宣传宪法、法律和法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组织、指导、协助代表小组和代表开展活动；
（五）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了解和反映代表和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六）受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联系在本行政区域内居住和工作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七）督促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将办理情况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八）办理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交办的事项，处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其他日常工作。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主席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副主席代表主席职责。
第三十九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被罢免代表职务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代表职务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终止。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24日
严打要求与刑罚适用原则

叶良芳


严打，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和防范的一种刑事司法和社会综合治理活动。它是国家通过刑事政策调整打击犯罪的方向和力度，确定把某些犯罪作为特定时期的打击重点，以实现有效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目的。严打要求有三点，即打击犯罪要从重、从快和从严。而刑罚适用原则主要有：刑罚相适性原则、刑罚及时性原则和刑罚必定性原则。严打要求与刑罚适用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严打实际上是刑罚适用原则的运用和具体体现，刑罚适用原则对严打斗争具有导向和指引功能。本文主要从刑罚适用的角度，论证严打综合整治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从重要求与刑罚相适性原则
无庸置疑，从我国当前司法状况来看，对一些犯罪尤其是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重罪轻刑、罚不当罪、查处不力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上述案件的发案率一再攀升，犯罪行为实施者的气焰非常嚣张，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危及社会稳定，社会危害性极大。这次严打提出对这些犯罪予以从重打击，是纠正对其惩治不力、罚不当罪的现象的必要举措，将极大地震慑住一大批犯罪分子。
这里的“从重”，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犯罪分子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而不是超出法定范围，搞法外定刑。详言之，即根据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明确规定的范围内，该判处重刑的，绝不能寻找种种借口判处轻刑；该判处实刑的，绝不能适用或变相适用缓刑，以体现严打斗争的政治原则性和法律严肃性。
严打从重要求实际上是刑罚相适性原则的体现。所谓刑罚相适性原则，是指对犯罪人所判处的刑罚，应当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匹配、相对应，与行为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呈一种正比例关系。简言之，即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罪刑相当，罚当其罪。刑罚相适性原则源自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实质是要求刑罚的设定和适用必须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保持一种合理的对称关系，以满足预防犯罪的目的需要。刑罚学之父贝卡里亚提出的设立罪刑阶梯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他认为，所有的犯罪，从最严重的犯罪，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以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排成一个由高到低的阶梯，而刑罚也应当由重到轻，作相应的阶梯排列。他是从刑罚制定的角度来论证刑罚相适性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司法是立法的延伸和实现，不言而喻，司法上更应贯彻和执行刑罚相适性原则。
刑罚相适性原则是预防犯罪的必然要求。“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①费尔巴哈基于人的避苦求乐的本能而提出的心理强制说，虽然重在强调刑罚的威吓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蕴含着欠缺的刑罚量不足抑制犯罪欲念、难以预防犯罪的思想。一般来说，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越重要，犯罪人通过犯罪活动所获得的满足感就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动机、力量就越强，阻止这种犯罪欲念的阻力也应当越大，即刑罚应当越重。过轻或过重的刑罚都有害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过轻，罪犯受不到应有的惩罚，会减弱和抹杀刑罚的威慑力，甚至使罪犯在得大于失的诱惑下，不断实施犯罪；刑罚过重，则可能促使罪犯增加对犯罪的吸引力和神秘感，从而产生难以抑制的犯罪冲动，或者为了逃避过重的刑罚而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牵连实施其他犯罪。因此，刑罚的轻重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应当符合预防犯罪的需要。
从重打击不是过重打击，不是对犯罪人施加的刑罚越重越好，而是应以刑罚相适性原则为指导，根据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具体情节，在法定范围内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之所以要对某些犯罪予以从重打击，主要原因是这些犯罪在特定社会形势下的社会危害性较之在常态时期为重。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时间、场所、环境等的变化，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境况并不是超时空的，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形势下，同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是有变化的。①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控制力减弱的社会大环境下，同一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及其负面效应较之在良好的社会治安状态下要严重得多。“刑罚世轻世重”，随着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对某些高发案率和性质严重的犯罪，予以从重打击，是符合刑罚相适性原则要求的。
二、从快要求与刑罚及时性原则
“从快”是严打斗争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也是严打的基本要求之一。所谓“从快”， 是指在遵循法定诉讼程序的前提下，尽快推进侦查、起诉、审判等各种程序运行，缩短办案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它要求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快速立案、快速破案、快速审理、快速裁判和快速执行，以最快的速度促使刑罚在罪犯身上获得实现，发挥其威慑效力。这一要求的要旨有三点：一是必须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办案期限的规定，坚决杜绝超期办案；二是应当在法定办案期限内加快工作节奏，力求缩短诉讼时间，尽量防止拖延；三是注意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不能任意侵犯、剥夺和限制。之所以要从快打击犯罪，与刑罚资源的稀缺性特征是分不开的。刑罚种类、刑罚威慑效力、刑罚适用人员及配套物质装备等的有限性决定一个国家可以适用的刑罚量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有一个固定额。要发挥这一刑罚额的最大功效，就必须加快刑事执法的运转速度。
严打从快要求与刑罚及时性原则的内涵是一致的。所谓刑罚及时性原则，是指刑罚的裁断、执行与犯罪行为的实施、完成之间的时间间隔应当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刑罚的适用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效。刑罚来得过于迟缓，无疑会使刑罚的功能大打折扣。刑罚不仅有预防犯罪的功能价值，更有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价值。刑罚及时性的公正意义在于，它能够尽快使恶行得到惩治，满足恶有恶报的社会公众普通的正义观念；它能够抚慰被害人受伤的心灵，避免私人复仇行为的发生；它能够尽早结束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判决前的监禁状态以及解除由此带来的对自己的命运捉摸不定而产生的精神折磨；它能够使守法公民受到教育和鼓舞，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其守法意识。
刑罚的及时性原则体现了诉讼机制所追求的效率这一价值目标。高效率的诉讼活动要求司法人员通过最佳的方式，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诉讼效率既体现了法律对诉讼活动各个阶段的时限要求，更折射出社会公众对及时裁判的渴望。高效的诉讼活动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和基础，公正的司法是高效的诉讼活动的结果和体现。“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如果诉讼过程是低效率的、迟钝的，则难免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诉讼拖延而遭致损害，从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刑事诉讼证据因未及早搜集保全而湮灭，证人的记忆力因时间推移而可能大幅衰退，从而难以揭示和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也难以得到诉讼各方和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次严打提出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正是诉讼效率的要求，是刑罚及时性原则的体现。
及时的刑罚能够强化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联系，有效地抑制人们的犯罪动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①这种观点已为科学所证明。心理学揭示，生物体均具有正负强化的机制，这种正负强化的效果与奖惩措施的速度成正比。如果对犯罪反应迟钝，侦查破案不及时，审判工作拖沓，犯罪心理就会被强化，刑罚的威慑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如果对犯罪反应及时，在其刚发生或在完成犯罪之前就遭到社会的保护性反应，行为人即被捕获，则能产生良好的刑罚惩罚和威慑效应，潜在犯罪者将不敢贸然实施犯罪。②司法实践也表明，犯罪行为被侦破揭露的时间长短直接影响着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反射关系在公众心目中的能否确立及其巩固程度，影响着刑罚的威慑效果，进而影响刑罚预防犯罪的效果。
三、从严要求与刑罚必定性原则
一般人将严打的基本要求理解为两项，即从重打击和从快打击。但笔者认为，严打整治斗争活动应该还有另一项基本要求，即“从严”打击。“从严”，是指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提高破案率，降低特定犯罪的黑数，使刑罚成为犯罪的必然后果。亦即要严密刑事法网，使一切触网之鱼不管如何挣扎，绝无脱网的希望和可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应当聚集在一起，形成打击犯罪合力，使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无处藏身。任何一个犯罪分子一旦实施了犯罪，不管其隐蔽多深，潜逃多远，伪装多么巧妙，都应将其挖掘出来并充分暴露在阳光下，使其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严”打击犯罪对已然犯罪分子和潜在犯罪人更具有威慑力，更能充分发挥刑罚的功能。这一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是要充分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侦查水平和破案能力；二是要深挖黑社会犯罪等的保护伞，坚决予以打击和铲除；三是要强化犯罪与刑罚的天然联系，不能有罪不罚；四是要注意对特定被告人正确适用非刑罚处置措施。
从严要求是贯彻刑罚必定性原则的必然结果。刑罚必定性原则，是指有罪必罚，无罪不罚，使刑罚成为犯罪确定不移的必然后果，从而在刑罚与犯罪之间建立一种天然的伴生关系。刑罚的威吓作用不仅体现在其极端严厉性上，更体现在其不可避免性上。“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种必定性要求司法官员谨守职责，法官铁面无私、严肃认真，而这一切只有在宽和法制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有效的美德。”①现代刑罚司法理念更是特别强调刑罚应确定不移地成为犯罪的后果，以此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并不追求刑罚的残酷、无节制。只要刑罚是犯罪不可避免的后果，只要其最终必定要降落在犯罪者身上，即使惩罚本身并不严苛，也会对犯罪者产生极大的威慑力；相反，即使刑罚十分严厉，但只要逃脱刑罚惩罚的概率很高，则行为人极易产生实施犯罪行为的冲动。实践中，贪污贿赂等犯罪呈现的前仆后继现象与该类犯罪过低的刑罚实现率而带给行为人实施犯罪的侥幸心理不无关系。
要建立刑罚与犯罪之间天然的伴生关系，以下两点必须做到：首先是要周密立法，严格遵循“严而不厉”的刑罚设置原则，严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责任严格；厉主要指刑罚苛厉，刑罚过重。严而不厉，是指扩大犯罪圈，增加刑罚规模，降低刑罚强度。②完善的立法应不给狡猾的犯罪分子留下逃避惩罚和规避法律的空隙，使其没有法律的漏洞和空子可钻。其次，要严格司法，提高破案率，降低犯罪黑数，尽量使一切已然的犯罪行为都受到揭露和惩罚。列宁曾指出：“惩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究。”“惩罚的警示作用决不是看其惩罚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惩罚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③据研究，罪案的总数被揭露到50％时，犯罪者就会住手观望，不敢随便下手作案；犯罪被揭露到50％时，胆小的犯罪者就得改业，另谋出路；犯罪者的犯罪，如被揭露到80％以上时，罪犯只有自首投案或潜伏他乡逃避。①可见，犯罪案件被司法机关侦破的概率越高，对犯罪分子的震慑力就越大；相反，如果案件不破不立、久攻不破，罪犯逃避刑罚惩罚的侥幸心理就会激增，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天然联系的观念在其心中就会被大大弱化，实施犯罪的欲念和冲动将不断得到强化。因此，在严打整治斗争中，必须抓住破案率这一关节点，贯彻落实刑罚必然性原则，充分发挥刑罚对犯罪者和潜在犯罪者的威慑效应。(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备注:本文系2001年刑法年会交流论文,载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热点疑难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① 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①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① 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② 王顺安：《刑罚预防新论》，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
① 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② 储槐植：《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载《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第356页。
① 公安部安全研究所编著：《你感觉安全吗？──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