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作业技术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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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议庭职能的强化
江必新

　　　　有关审判主体制度的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强化合议庭的职能有关审判主体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基本任务，强化合议庭职能的问题已提出多年，但司法实践中，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一些地方，合议庭的职权被非法剥夺；有的地方，合议庭的职权受到庭长、院长、庭务会、审判委员会的严重挤压；有的地方合议庭的职能曾一度得到强化，但不久又被削弱。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论证，从操作层面进行深入的对策研讨，才能使这一至关重要的改变措施落到实处。
强化合议庭职能的根据及必要性
　　首先，强化合议庭的职能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是我国审判主体制度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由此可见，在我国，基本的审判主体是合议庭，而不是独任法官，更不是其他个人和组织(这种制度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具有合理性)；合议庭是我国最基本的审判组织形式，也是主要的审判主体。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是独立审判原则所决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法院的独立审判最终必须通过审判主体的独立来实现，审判主体如果没有独立性，法院的独立就是一句空话。要实现审判独立，就必须强化合议庭的职能。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是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所决定的。在我国，除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不开庭审理以外，原则上实行开庭审理，即是说，直接言词原则是我国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审判必须具有的“听讼”性质所决定的。这一原则客观上要求强化合议庭的职能。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也是“审”与“判”的内在关联性所决定的。审理权与裁判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只审不判或只判不审都不符合审判工作的内在规律。要实现审理权与裁判权的统一，必须强化合议庭的职能。
　　其次，强化合议庭的职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合议庭职能的弱化、其他主体对合议庭审判权的侵蚀，所造成的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审判人员责任心的削弱或丧失、非理性意见对裁判结果的支配以及违法审判责任无法追究等现象，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甚至成为司法腐败的渊薮。
　　合议庭独立裁判权的丧失、审判权的分散以及多个裁判主体的重复劳动，使案件不能及时审结，从而降低了审判效率，加大了诉讼成本，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
　　可见，强化合议庭的职能不仅天经地义，而且势在必行。
强化合议庭职能的基本路径
　　由于合议庭的职能受着强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桎梏，受到来自外部的、内部的各种权力的挤压和侵蚀，要强化合议庭的职能，必须破除观念桎梏，束缚侵权之手，理顺各种关系，从而为其职能的强化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一)必须破除将法院独立审判同审判组织和法官独立审判对立起来的观念
　　将法院独立同审判组织独立和法官独立对立起来的观念，在事实上成了强化合议庭职能的最大思想障碍，也成为有关主体侵犯合议庭职权的堂而皇之的根据。要强化合议庭的职能，必须确立审判组织独立和法官独立的观念。审判组织独立和法官独立的根据在于：同西方的司法独立并不排除法官独立一样，中国的审判独立亦不排除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审判独立必须通过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独立而实现，没有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就没有审判的独立；司法公正不仅需要法院的独立，而且需要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
　　(二)必须理顺合议庭同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合议庭与院长、庭长的关系。现实中，庭长、院长对审判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的职责往往被浓缩或异化为对案件的把关权和对裁判文书的审核签发权。这种做法，事实上将庭长、院长的管理、监督权变成了不具有正当程序的审批权，变成了个人凌驾于审判组织之上的法外特权。这种做法，不仅容易造成审判职责不清，影响司法效率，而且成为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一个源头。要理顺合议庭同庭长、院长的关系，必须逐步取消庭长、院长的审核签发权或审查把关权，限制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组织管理权。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组织、管理权应主要体现在：对合议庭形成的组织；对合议庭在审判过程中的帮助和指导；对有关关系的协调。为了防止院长、庭长利用这种组织管理关系进行非法干预，有必要设定以下规则；合议庭一经依法组成，非有法定事由或正当理由不得改变；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应当依法运作，院长、庭长的指导不得违反法定程序；院长、庭长对案件的裁判意见对合议庭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其次，要理顺合议庭与庭务会的关系。现实中，庭务会不仅讨论研究庭内的行政事务，还讨论案件，而且庭务会的意见事实上凌驾于合议庭的意见之上。这种做法，不仅与现存法律规范相悖，而且流弊滋甚。要理顺合议庭与庭务会的关系，必须取消庭务会讨论研究案件的权力，庭务会原则上只就庭内行政事务进行讨论和研究，不讨论和研究案件。合议庭认为需要就有关法律问题征求意见的，可请求庭长召集有关内行或专家参加的研讨会，研讨会的结论对合议庭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第三，要理顺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院长的提交权必须基于合议庭的提请权；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原则上应只限于法律问题；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应当允许合议庭全体成员列席；审判委员会的主持人应当最后发表意见，不得因不同意多数人意见而决定“以后再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应当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讨论结论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对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但合议庭如有异议可提请审判委员会复议。
　　(三)必须对相关主体的职权和职责进行合理定位
　　不对相关主体的职权和职责进行合理的定位，合议庭的职权即使得到强化也会出现反复。
　　关于庭长与院长的职权与职责的定位问题，可以考虑如下方案：庭长与院长的主要职责是作为法官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并担任审判长，通过主审案件发挥示范、指导作用；赋予庭长、院长以提请复议权，发挥其管理和监督作用；赋予庭长与院长的在判后的审判监督权，即认为裁判确有错误，即可依照法定程序发动再审程序；赋予庭长或院长对庭内或院内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权。
　　关于庭务会的职权与职责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则上，庭务会只能就庭内的行政事务作出决定，受合议庭之请求，庭务会可以就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但庭务会的意见仅供合议庭参考，不能将庭务会的意见凌驾于合议庭之上。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职权与职责问题，目前有如下几种主张：一是认为应当废除审判委员会(理由是现时审判委员会制度具有审判脱离、暗箱操作、破坏回避制度、议事不规范、难保审判质量、降低合议庭成员的责任心、不利于提高法官素质、无法追究错案责任等弊端，而且审判委员会所具有的人员组成的非专业性、讨论方式的间接性、秘密性是无法克服的弱点)；二是主张分解现时的审判委员会(即各个法院建立数个专业审判委员会，专业审判委员会由各个审判业务庭的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分别讨论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中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院长或副院长按其专长和分工分别参加各专业委员会并主持会议)，三是保留审判委员会，但应改变其职能(即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裁判职能，强化其总结审判经验、审判监督和指导、行政管理职能，增加审判工作的咨询职能)；四是认为审判委员会应当保留，但应限制其职权范围(即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职权)；五是认定审判委员会应当保留，且保留现有的职权范围，但应完善相关制度(有的建议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参加或旁听庭审的制度)。笔者认为，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总的说来还是利大于弊，而且这些弊端并非不可疗救，故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审判委员会还应当保留。但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应当有所限制，原则上应当限于疑难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此外，审判委员会还应具有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审判工作对策、决定法律要求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事项等职能，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还应当讨论通过司法解释的职能)；另一方面，应当完善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包括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制度、任期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庭成员报告制度、保密制度、例会制度、议事表决制度、议事记录签字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其办事机构的工作制度等)。
合议庭正确行使职权的条件与保障
　　要强化合议庭的职权，必须创造条件，确保合议庭能够正确地行使职权。
　　必须尽快提高法官的素质。现有法官的整体素质问题是强化合议庭职能的最大制约因素。不尽快提高法官素质，权力即使下放也会收回。要尽快提高法官素质，必须同时采取以下措施：改革法官选任渠道，严格法官选任的资格和条件；改进法官选任程序和方法，强化竞争和激励机制；对现有法官(包括助审法官)进行科学分类，以淘汰现有的不合格的法官；建立科学的法官培训制度，对现有法官实行定期强制脱产培训；加强和完善法官交流和轮岗制度，同时注意法官职业的专业化；完善法官伦理规则，建立法官高度自律的机制；等等。
　　必须进一步完善有关合议庭的制度。有关合议庭的制度是否健全，是合议庭能否公正地履行其职责的重要条件。从目前的情况看，应当完善以下制度：一是合议庭的组成制度；二是合议庭开庭时的分工合作制度；三是评议制度；四是有关审判长、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的职权和职责的制度；等等。此外，为弥补目前法官素质偏低的情况，在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之后，可以考虑由五至七名法官组成的大合议庭承担本审判业务庭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
　　必须尽快建立证据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建立完善的证据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是合议庭正确行使职权的重要保障，也是防止法官滥用审判权的重要措施。没有完善的证据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就无法检验法官是否滥用职权，也无法判断合议庭是否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证明规则包括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法庭质证规则、认证规则、证明标准规则、调查取证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各种证据材料的效力规则等等。法律适用规则包括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规则、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规则、冲突规范的选择适用规则、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规则、法律漏洞的填补规则、适用法律的逻辑规则等等。
　　必须强化当事人对法官的制约机制。取消“司法长官”对合议庭的监督把关权，决不意味着合议庭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审判权同其他权力一样，不受监督也必然会发生腐败。问题是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监督制约。从审判权的性质而言，从司法公正对审判权的独立性的极度依赖而言，最有效的监督是当事人的监督，负效应最小的制约是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所进行的制约。强化当事人的监督和制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重新配置审判权和诉讼权利，取消或限制法官的某些具有超职权主义性质的权力；增加当事人对法官或合议庭作出的某些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中间决定的抗告权或上诉权；赋予当事人直接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和质证的权利；等等。
　　必须强化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机制。过度的法官责任追究必然伤害法官的公正立场和自由心志，故笼统的“错案”责任追究是不可取的，这也正是相当一些国家实行所谓司法豁免制度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法官可以免受一切责任追究。没有适当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机制，审判法治和审判纪律就无以强化。当前，必须坚决执行《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切实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纪律监督，严肃查处各种利用审判职权违法违纪的行为。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部分权利——以小区广告收益的归属和管理为视角

郑俊　黄丽芳


摘 要：物权法虽已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进行了相关规定，但该规定因其原则性和概括性较强，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模糊之处，其中共有部分权利问题就是需要相关规则予以明确的部分之一。本文从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部分权利性质探讨出发，了解到该权利主要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同时亦尊重私人自治，允许业主在某些方面可以自行约定。在考察学界对该权利性质的争议及我国大陆物权法对其性质的界定基础上，探究我国大陆物权法立法上的灰色地带，包括共有部分范围、管理规则、收益分配等模糊之处。同时，从现代城市小区极具代表性的共有部分收益——小区广告收益的归属和管理的研究出发，针对争议较大的楼顶及外墙广告收益作具体分析，指出共有部分制度的完善，应当通过对现行物权法的相关条文进行解释，完善物业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使规则具体化，提高规则可操作性，以及提高小区业主自治权利意识，使其合理行使对小区物业管理等的监督权几个方面进行，以期该制度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缓解社区内部矛盾，维护业主权利。

关键词：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共有部分；广告收益


一 引言

　　随着物权法出台和实施，对许多以前模糊的法律关系作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其中包含对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性质的规定，确认业主对建筑物共有部分享有的权利，以及界定共有部分范围等。但仅有物权法第七十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以及第七十三条：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等几个条文，来规范和调整现代城镇小区中，以业主对建筑物所有权为基础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部分，明显不够。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关于小区内广告收益的归属和管理问题，广告收益逐渐成为住宅小区内的流行元素，但广告收益的归属分配缺乏法律上的规范供给，广告兴旺而管理混乱，现实生活中因此造成的纠纷也不少见。本文从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部分权利性质分析出发，检讨现行物权法在规范设置上解决该问题不足，以实际中对小区广告收益管理规范的完善为例，寻求物权法上完善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共有部分的可行方法。

二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部分权利的性质

　　我国物权立法采取了广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念，将这种区分所有权规定为由专有部分所有权、共有部分所有权和成员权组成。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是指区分所有人依据法律、合同以及区分所有人之间的规约，对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地基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小区的土地使用权及设施等共同享有的财产权利。 对业主的这一权利性质的考察，关系物权法对其进行规范的正当性，也关系到如何配置具体规范问题。

2.1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部分权利的来源

　　业主对共有部分享有的权利，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是约定的。但基于物权法定原则，其主要是因法律直接规定产生。如在德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称为住宅所有权，“住宅所有权人之间构成一种法定的债务关系，违反这种关系可能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适用第278条 ”，这种法定的债务关系就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在建筑物各部分所有人之间形成的共有关系，也就构成了各业主对共有部分的权利。意大利民法典则规定的更为详细，第1117条 、1118条 对业主对具体哪些部分享有共有权都做了详细的列举性规定。基于法律的详细规定，业主对共有部分享有的权利得到了法律充分的确认。可见，业主的对共有部分的权利是随其对专有部分权利的享有，再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发生，享有的范围、享有的原则等都不能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另一方面，业主作为私的主体，法律还要尊重私人自治原则，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部分也不例外。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前提下，业主在这一共有部分权力行使过程中，完全可以契约的形式约定各自具体的权利义务，所以，从具体的对共有部分权利行使来说，其亦可以是来源于合同约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117、1118条都明确规定，“权利证书未有相反内容的”，才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说明共有部分权利人完全可以通过“权利证书”，即合同约定对该部分权利进行处分，这样，具体的权利来源就是基于合同而非法律规定。

2.2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部分权利性质争议

　　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的性质，众说纷纭。主要有“总有”说，“按份共有”说，“共同共有”说，“区别情况”说。

2.2.1“总有”说

　　中世纪的日尔曼社会共同体—马尔克公社，是其理论发源。中世纪时的日尔曼将其部落与村民视为一个共同体。村落共同体中的村民作为这一村落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对于村落的共同财产尤其是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村落共同体—马尔克公社对于共同财产享有处分管理权。作为共同财产的所有权的各项权能分属于村民和马尔克公社。对于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以大泽正男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借鉴这种理论而提出:从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权能与用益权能所表现出的分离状态考察，管理权归属于授权性的团体(如小区管理委员会，一般简称为小区管委会)，用益物权则归属于小区的区分所有权人，因而区分所有之共有权具有总有的性质。 笔者认为，该学说对马尔克公社共同财产的所有权形态与区分所有权之下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形态进行了表面上的比较，但这种套用并不合适:日耳曼马克思公社是村民与村落的共同体，但当代小区形态下各区分所有权人与管委会并非共同体关系，而是属委托于被委托关系，管委会因各区分所有人的选举而产生，受其委托对小区进行管理。这样看来，总体说抹杀了全体区分所有人对共有部分的共有关系，不利于明确各区分所有权人的权利义务，会造成更复杂纠纷产生。

2.2.2“按份”说

　　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我国大陆地区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此观点，如唐烈男先生和柳经纬先生等。该观点指出:一般的情况下，区分所有建筑物之共有部分的产权在各区分所有权人之间的分割和权利分享，以及义务承担上，尤其是一些费用的分摊方面是依据各区分所有权人专有部分的份额在整个区分所有部分的建筑面积的比例来分摊的。由此判定共有权性质为按份共有。稍有不同的是王泽鉴先生分析指出:“区分所有建筑物之共有部分性质上为分别共有(按份共有)，有约定的依照约定，无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均等。” 按份说是以某些共同义务分担的事实来说明共有部分之上的共有权性质为按份共有，这是极其牵强的。所谓按份共有，又称分别共有，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复数民事主体对同一标的物，按照一定的份额而享有所有权，即按份额的共有。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各共有权人按份额享有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按该份额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二是各共有权人有权处分自己的份额，如请求分割或者转让其所具有的份额。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在特征上符合第一个特征，但是与第二个特征完全不符。区分所有权中对共有部分的权利不能单独转让、分割，对其处分不能离开专有部分权利的归属。所以，共有却不能请求按份分割，则这种共有权一定不同于按份共有。仅仅对购房人按份分担购房成本或者按份分摊共用费用即判定按份共有，抹杀了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的特殊性。

2.2.3“共同共有”说

　　日本学者我妻荣和川岛一郎，以及森泉章等等学者持有此观点，我国台湾地区梅仲协先生以及大陆地区的杨立新先生等也持有此观点，认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是共同共有，但不是民法物权编之中的‘共有’，也不是按份共有。”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下共有是为共同使用的目的，民法物权编下的共有是为保障一物一权原则下私人意思自治的实现，二者目的迥异，该学说看到了这一点，但用“共同共有”的说法不能很好地区分物权编共有下“共同共有”制度，意义模糊，是其不足之处。

2.2.4“区别情况”说

　　我国台湾地区的温丰文先生以及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陈华彬先生持有此观点。该观点指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的性质，应该看建筑物的类型，类型不同则性质上有所分别。” 对于纵割式建筑形态的建筑物，各区分所有权人的共有权并不是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的典型形态。在物理上也仅仅存在共同使用一个山墙的共有情形，完全从直观上以山墙的中间线切割，完全符合按份共有的特征。所以此种共有权性质是按份共有。横切式建筑形态或者纵横混合式建筑形态，共有权则极其典型，应按共同共有来处理。此观点的研究角度力图从直观现实上对共有权性质进行分析，但是既然是区分情况，在横切式和纵横混合式建筑形态中，必然会因为建筑形态的不同又存在按份的情形，怎么能说横切式和混合式建筑统统为共同共有呢，况且从以上分析看出，也不应该判定为共同共有的性质。
　　笔者认为，不管业主对共有部分权利性质如何，不可否认这种“共有”基于其目的不同，具有很大特殊性——“共有”不是为了获得收益，而是为了共同使用。不管采用何种对其性质的认定，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设计上，只要注意到了该种“共有”的特殊性，以特别规则进行规定，对其性质的争议就只是形式上的争议。

2.3 我国大陆物权法对共有部分权利性质的界定

　　我国大陆现行物权法对共有部分权利性质，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如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第七十二条，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不履行义务。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以及第七十三条，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这些条文从表述上来看，都仅用了“共有”一词，而没有说明是什么形式的共有。笔者认为，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考虑到这一共有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学界对其性质认定上的争议较大，采取了回避态度，但这样并不会造成物权法适用上的不足。因为这些相关条文的设置，都考虑到了该种共有的特殊性，如不能单独转让、不能请求分割、不能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等。此种解决方式，从整个民法体系上来说，也避免了具体规定采用何种性质——共同共有抑或按份共有抑或区别情况，造成适用上的混乱，避免了将具体的民事物权法共有中的相关制度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共有”上采用，产生不当之处。可见，物权法的模糊态度亦是民法体系上的需要。

三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部分权利立法上的灰色地带

　　与法国、日本等以民法典之外单独的区分所有权法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定的详尽和细致相比，我国物权法以简单的原则性条文对这一制度所做的规定，存在一些立法上的灰色地带，在区分共有权部分主要体现在对共有部分范围界定不明确、对共有部分的管理规定不细致以及对共有部分收益分配不清楚。